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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專業力量!最高檢設立7個證券期貨辦案基地

時間:2020-12-17  來源:法治監督室   字體顯示:

最高人民檢察院從2019年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遼寧、深圳、青島設立檢察機關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建立辦案基地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優勢辦案資源,培養專業化辦案團隊,以相對集中辦案積累實戰經驗,在案件辦理、政策制定等方面發揮示范引領和輻射帶動作用。

最高檢第四檢察廳主辦檢察官貝金欣說,“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總體數量不多,但專業性強、辦理難度大,如果辦案機關過于分散,不利于積累辦案經驗,也不利于提升專業化辦案水平!

 

據介紹,最高檢賦予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七項職能,具體包括:集中辦理最高檢指定管轄的證券期貨犯罪案件和本地區管轄的證券期貨犯罪案件;分析研判證券期貨犯罪的特點規律、發展趨勢和證券期貨監管中的問題,結合辦案提出完善證券期貨市場監管的檢察建議;開展證券期貨犯罪對策研究,收集、分析證券期貨犯罪案例,提出完善立法、司法解釋,以及發布指導性案例的意見建議;探索辦理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的制度機制,研究新情況,新問題,總結可復制、可推廣、可借鑒的經驗做法;建設證券期貨犯罪案件專業化培訓基地,采取案例教學、實訓教學、交流掛職形式,為全國檢察機關培養金融檢察人才,協助指導其他地區檢察機關的相關辦案工作;開展證券期貨犯罪預防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最高檢交辦的其他專項任務。

據了解,為落實中央的部署要求,最高檢全面加強與中國證監會的執法司法合作。2019年10月21日,最高檢與中國證監會聯合印發《加強資本市場法治建設工作會議紀要》,提出8項合作舉措。今年2月5日,最高檢發布第十七批指導性案例,其中包括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案,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案2起證券犯罪案例。11月6日,最高檢又會同中國證監會聯合發布6個證券犯罪典型案例和6個證券違法典型案例,并以“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犯罪維護金融市場秩序”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檢察機關、證監會懲治證券期貨違法犯罪工作情況。

貝金欣近日向記者表示,指導性案例突出指導辦案,重點解決法律適用等方面的難題;最近發布的6個典型案例則注重釋法說理,集中展現了檢察機關、證券監管部門和各有關部門凝聚合力、共同打擊證券期貨犯罪的信心和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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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犯罪手段隱蔽、多樣,面對新型、疑難案件,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第三檢察部的檢察官不盲從,大膽質疑、敢于擔當,為證券期貨犯罪案件辦理提供了大量生動的深圳實踐經驗。

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新舊兩個規定中的追訴標準并不統一。適用新司法解釋,犯罪門檻比2010年立案追訴標準規定的犯罪門檻要低,對犯罪嫌疑人不利。

為找到適用的追訴標準,廣東省深圳市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黃銳意的電腦上打開了多個檢索文件。

不久前,黃銳意接辦了一宗操縱證券市場案。他注意到,公安機關的報捕意見適用了新司法解釋(2019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關于辦理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而嫌疑人的犯罪時間在2016年至2018年間,發生在新的司法解釋之前。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是,新舊兩個規定中的追訴標準并不統一。

謹慎起見,黃銳意與辦案團隊共同研判。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規定的追訴標準,要高于2019年司法解釋的規定,也就是說,適用2019年司法解釋的犯罪門檻比2010年立案追訴標準規定的犯罪門檻要低,對犯罪嫌疑人不利。雖然《立案追訴標準(二)》效力層級低于司法解釋,但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通知明確規定在審判中可以參照適用,對該案適用2019年司法解釋,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中明確的從舊兼從輕原則。辦案團隊的研判結果,是按2010年規定的立案追訴標準處理。

這樣一來,還能否定罪呢?黃銳意沒有盲從地批捕案件,而是同偵查人員一起出差,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調取所有相關數據,共同研判分析,確定犯罪嫌疑人的操縱行為已經達到了2010年的立案追訴標準。最終,檢察機關依法批捕了犯罪嫌疑人。

“累計交易量達到10.5億元,如果這種情況都不能算作情節特別嚴重,那什么能算呢?”黃銳意堅持自己的判斷。隨后,引發了深圳市檢察院、廣東省檢察院和最高檢的接力抗訴。

作為深圳市檢察院金融證券辦案團隊的一員,黃銳意的敢于質疑是出了名的。2014年,他公訴了轟動全國的馬樂案,正是因為他的大膽質疑,引發了深圳市檢察院、廣東省檢察院和最高檢的接力抗訴。

馬樂案的爭議焦點是,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到底有沒有“情節特別嚴重”的情形?刑法第180條第四款在表述“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時,只規定了“情節嚴重”情形。

“累計交易量達到10.5億元,如果這種情況都不能算作情節特別嚴重,那什么能算呢?”黃銳意在起草起訴書時,反復研讀刑法第180條,希望能夠從中找到支撐自己想法的法律依據。

“我的理解是,第四款中的‘情節嚴重’是入罪標準,處罰援引了刑法第180條第一款。既然援引第一款,就當援引全部法定刑,也就是區分情形,依照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和‘情節特別嚴重’兩個量刑檔次處罰!弊罱K,黃銳意沒有機械地適用第四款“情節嚴重”的表述,而是認定馬樂的行為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情形。

經過深圳市檢察院檢委會討論后,他的意見得到肯定。然而,深圳市中級法院還是以刑法第180條第四款并沒有對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規定有“情節特別嚴重”情形為由,未采納公訴意見,而是按照“情節嚴重”情形作出一審判決。

隨后,深圳市檢察院對此提出抗訴。廣東省檢察院支持深圳市檢察院向廣東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廣東省高級法院經開庭審理后,再一次以“情節特別嚴重”缺乏法律依據,駁回抗訴。廣東省檢察院提請最高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抗訴。2014年12月8日,最高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最高法提出抗訴,最高法開庭審理此案。該案成為建國以來最高法開庭審理的第一宗抗訴案件。最高法認為,最高檢對刑法第180條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理解及原審被告人馬樂的行為屬于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的抗訴意見正確,應予采納,并對該案作出改判。

三級檢察院的接力抗訴,推進司法解釋的進一步完善。2019年6月27日,最高法、最高檢聯合公布《關于辦理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七條規定了“情節特別嚴重”的認定標準。

檢察機關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不僅具有積累辦案經驗、培養專業辦案力量的作用,而且發揮著對新型犯罪、疑難問題的研究職能,是一個研究平臺。

深圳市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專門辦理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組建這支專業辦案團隊時,選任人員主要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刑事檢察功底,二是有辦理金融領域案件的經驗。2018年10月,何勛、黃銳意等10名檢察官成為第三檢察部的第一批成員。

同年12月,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設立檢察機關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的通知》,深圳市檢察院被確定為全國七個檢察機關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之一。作為在華南地區唯一的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深圳市檢察院積極搭建信息共享平臺,開發金融犯罪辦案智能輔助系統,并加強與市公安局、中級法院的溝通聯絡,形成懲治證券期貨犯罪的工作合力,提升辦案質量和效率。

為加強專業辦案力量,第三檢察部在辦理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的同時,一案一總結,挖掘個案所反映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深化類案研究,梳理法律適用、證據標準、刑事政策等突出問題,開展理論實踐研究。同時,還發揮證券期貨犯罪檢察官聯席會議作用,結合對個案的討論,深入研究類案疑難問題,通過會議討論,明確了“其他與內幕信息知情人關系密切人員”的界定標準、“二傳”人員內幕交易刑事責任的認定等辦案中出現的疑難復雜問題。

黃銳意表示,接下來將圍繞基地的職責和任務,建立健全辦案基地的運行規則,完善辦案制度和程序,進一步加強專業化隊伍建設,同時更緊密地與各兄弟單位合作,構建信息共享、會商研討、輔助辦案、交流掛職、學術交流、聯合培訓等工作機制。

“協助指導其他地區檢察機關的相關辦案工作”是最高檢賦予辦案基地的七項職能之一。2020年11月5日,山西省長治市檢察院黨組成員、檢委會專職委員賈潞斌一行9人,就該院正在辦理的一宗操縱證券市場案到深圳市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進行業務交流。

圍繞長治市檢察院提出證券期貨領域的交易規則以及違法查辦的程序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利用內幕信息交易罪和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的差異體現在哪里等問題,黃銳意結合自身的辦案經驗,介紹了如何確定追訴標準、如何正確適用法律以及關鍵證據的種類和取證方法等經驗。第三檢察部主任何勛特別提示,要注重對客觀事實的調查,通過交易數據還原交易量,以客觀事實還原行為人的主觀認知,而不要過分依賴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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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案件有11本卷宗,我仔仔細細把卷宗前前后后翻了十幾遍,對被告人的供述、辯解,特別是行政機關所取得的證據、出具的行政認定意見,都研究了很久!鄙虾J袡z察院第四檢察部(原金融檢察處)檢察官陳晨在2015年承辦第一宗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上訴案時,想到以往的知識積累終于有了用武之地,內心不免有一絲絲激動。

內幕交易發生的前提,是內幕信息已經形成。因此,內幕信息形成時間的確定,是內幕交易執法和司法的關注點。但是,在2015年之前,內幕信息形成時間怎樣確定,證券法和刑法中都沒有規定,證監會也沒有具體的操作指引。

然而,陳晨在分析多起類案后發現,如果公司的董事長等,對內幕信息形成非常有影響力和推動力的人,基本在他有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進入了實質性可操作性階段,內幕信息此時已經形成了。

這也是2012年6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于能夠影響內幕信息形成的動議、籌劃、決策或者執行人員,應當區別于普通的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內幕信息的敏感期應當自其動議、籌劃、決策或者執行初始時間開始起算的原因。

事實上,在司法解釋出臺前,實踐中出現多起個案,影響涉案內幕信息形成的主要決策人,在重組計劃、方案正式形成之前,自己或者指使他人從事相關股票交易,而此類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員的主觀惡意較之傳統內幕交易有過之而無不及。

聯系到這宗案件,一審法官作出了司法獨立判斷,援引了司法解釋規定的“動議”時間,導致涉案內幕信息法定知情人對此意見非常大,因為內幕信息敏感期的認定會影響內幕交易行為,也會影響內幕交易數額和違法所得的具體計算。

反復研判之后,在二審階段,陳晨從支持一審法官適用司法解釋規定的“動意”時間的角度發表檢察員意見。在陳晨看來,這宗案件的意義在于,為刑法和司法解釋的準確適用提供了案例詮釋,也彰顯了依法懲治預防證券期貨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價值。

2019年12月,上海市檢察院建立了全國首個省級院金融檢察研究中心。而在此前,該院按照“專研+專辦”的指導思想,突破院際限制、行政模式,匯集全市檢察業務精英人才,組建了跨院跨層級的“上海證券期貨金融檢察專業化辦案團隊”。

上海市70%以上證券期貨犯罪案件由上海市第一分院辦理,為進一步集中辦案力量,建強專業化隊伍,2019年10月,最高檢在上海設置的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設立在上海市檢察院第一分院。

一分院充分發揮辦案基地職能,形成了打造一支證券期貨犯罪專業辦案團隊,構建一個證券期貨犯罪檢察官聯席會議,培養一支理論研究團隊,建設一個外腦咨詢庫的“四個一”抓手,充分發揮辦理案件、研究問題、培養人才和預防犯罪等辦案基地職能。

2020年11月12日,全國檢察機關證券期貨犯罪辦案基地暨上海檢察機關證券期貨金融犯罪研究中心實體展示大廳在一分院啟動。據了解,該實體展示大廳面向社會開放,其功能是展示相關案例、以案說法。對證券從業人員開展預防犯罪和法治教育,對中小投資者開展風險防范教育,并運用專題視頻宣傳片等開展證券期貨法治宣傳,更好發揮辦案基地辦理案件、研究課題、培養人才、預防犯罪四項職能作用。

來源:中國長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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